本报记者 赵倩茹
　　7月13日上午，记者见到周文琦时，他刚结束社区宣讲工作，正坐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休息室休息。
　　58岁的周文琦，2023年从渭南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退休后，原本可以在家安享清闲，他却选择成为渭南市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宣讲团的一名成员。事实上，周文琦上班时就利用业余时间跑基层宣讲，从学校讲台到社区乡村，算下来已有8年。
　　“我1990年入党，宣誓时，心里想的只有3个字——对得起。”周文琦对记者说，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，咱们党走过的这105个年头，靠的就是一代代党员把‘对得起’刻在骨子里——对得起牺牲的先烈、对得起群众的信任、对得起自己许下的誓言。”
　　周文琦给记者讲了一件事情。去年冬天，他在渭南高新区一个社区宣讲，有位70多岁的老太太拽住他问延安精神和小区物业有啥关系。老太太说自己住的老旧小区下水道堵了半个月都没人管。听后，他跑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转达情况，又从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讲到基层治理。3天后下水道通了，老太太打来电话激动地喊了起来：“周老师，你这个理论管用！”
　　“理论管不管用，不在书本里，而在群众的笑脸上。”周文琦说。
　　8年来，他累计宣讲300余场，听众超4万人次。他给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，但有一条原则没变，就是绝不让任何一场宣讲变成“催眠课”。为此，他摸索出一套方言俚语加身边事例的讲法，把“书面理论”掰开揉碎，变成群众愿意听、听得懂的家常话。
　　讲到焦裕禄，周文琦提起2019年去兰考见到的那把藤椅，右侧被顶出个大窟窿，“肝疼得受不了，拿硬物顶着自己的右肋，硬生生把椅子顶穿了。你们想想那是怎样的疼？可有些干部，坐在皮沙发里还嫌不够软和。”通过正反面案例的结合，他的宣讲总能让现场群众听得津津有味。
　　讲到诚信经营，他就拿自己经常宣讲的阵地，渭南高新区贸易广场里的事说理。去年夏天，东区一家调料铺老板老刘突发脑梗住院，隔壁卖粮油的小王每天早早去，帮老刘开门、搬货、对账，分毫不差，老刘出院一看账本眼泪直掉。接下来，他又用方言讲了两个村子小卖部的故事，一家童叟无欺越做越红火，另一家缺斤短两，没多久便关了门，逗得满堂大笑，笑完了，道理也钻进了群众的心里。
　　周文琦讲课几乎不用PPT，大多时候全凭一本笔记本。里面记录着宣讲途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，有妙趣横生的小故事，也有感人的凡人事迹。令他印象深刻的是，有次他去蒲城一所乡镇小学宣讲延安精神，宣讲结束后，一个小姑娘跑过来问他红军过草地是不是真吃皮带，他蹲下来平视着她，答道：“吃，但是得煮软了才能嚼得动。红军爷爷嚼着皮带嘴里苦，却心里甜，他们心里想的是等革命胜利了娃娃们就有白面馒头吃了。”小姑娘从兜里掏出一颗糖塞给他，对他说道，“现在我们不但有白面馒头吃，还有糖果吃了，爷爷你吃糖。”说着，周文琦的眼眶渐渐红了起来。
　　8年来，远的宣讲点单程开车要两个多小时，周文琦从不要求报销油费，也不收取任何劳务报酬。他大概算过，光是自驾前往宣讲地点的里程就上万公里。他的银灰色轿车后备厢常年放着矿泉水和饼干，赶不上饭点对他来说是常事。他回忆道，有次在大荔宣讲结束已是下午2点多，乡镇干部拽着不让走，他摆摆手钻进车里吃了两块饼干就发动了引擎，因为他还要赶往下一个地方进行宣讲，吃饭肯定来不及。“理论传播的‘最后一公里’，靠的是我这‘老爷车’的车轮子一圈一圈碾出来的。”他打趣道。如今周文琦的宣讲已形成固定品牌，他也被当地群众亲切地唤作“播火者”。
　　采访快结束时记者问他，8年义务宣讲，图什么？他低头看了看手中那个有些发旧、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，答道：“我就是觉得信仰这东西跟种子一样，撒下去总归能长出点什么。我快60岁了，能干一年是一年，能讲一场是一场，只要还有人愿意听，我就会一直讲下去。”说完他合上本子准备出门，因为下午还要赶到一个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继续宣讲。